原標題:出國留學 培養有家國情懷國際視野的建設人才
自西方列強挑起鴉片戰爭開始,中華大地戰亂頻仍、腐敗縱橫﹔近代百多年間的中國逐步淪入了積貧積弱、極端落后,“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民不聊生、災難深重、屈辱之極、苦不堪言。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有27美元,人均壽命不到35歲,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到1年,約90%是文盲﹔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又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抗擊了以美軍為首的17國現代化聯軍並取得抗美援朝的勝利。
即便如此,毛澤東主席領導的新中國政府仍然果斷地實施了主要向蘇聯東歐地區社會主義國家大量派遣留學人員的重大決策﹔時至20世紀60年代初期,又擬定了向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派遣留學人員的正確方針﹔進而為新中國的出國留學事業奠定了堅實的政策基礎,為中國內地留學活動的持續發展積累了寶貴的實踐經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實行改革開放路線之后,中國逐步制定、不斷調整並探索實施了更大規模和全方位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的政策方針,為中國當代出國留學事業的繁榮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70年來,新中國的出國留學規模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如今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人員輸出國,各類中國留學人員的足跡遍布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
70年來,在我國出國留學事業的總體框架內,已逐漸形成了國家公派出國留學、單位公派出國留學、自費出國留學、中小學生出國留學以及留學后回國服務這五個既各自獨立又相得益彰的運行體制和政策機制。
70年來,中國的出國留學活動已經進入“繁榮發展期”,拓展的空間和規模變得越發寬廣與厚重,並逐步探索出一整套風險管控、相互借鑒、不斷融合、兼收並蓄的進取模式,強化構筑以效益、合作、安全為基礎的境外求學之路,進而使之成為人類命運共同、多元文明共鑒、文化多樣共賞與發展模式共享的國際化研學載體。
新中國成立,出國留學助力國家建設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主席就做出了向社會主義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決策﹔並制定了“定向、集中、大量”向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派遣留學人員的出國留學政策。與此同時,周恩來也於1949年夏季提出了吸引在外中國留學生和學者回國的方針政策,即“動員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科技專家回來建設新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約有3000余名在歐美國家的留學人員回國﹔同期中國留日同學總會也累計安排千余名留學日本的華人華僑回到祖國。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國的出國留學活動實際上可追溯到1948年,即1948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由東北局選送21名學生去蘇聯留學。另外,有1948年前通過各種途徑派往蘇聯的“原國民政府”公費留學生44人,1950年后其生活費改由新中國政府提供﹔還有1948年前在蘇聯留學學生的生活費也於1949年11月后確定由新中國政府提供。
基於相關史料的研究表明,新中國成立至1978年的30年間,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留學活動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1949—1956年、1957—1966年、1967—1977年。據原高等教育部留學生管理司和《百年潮》2008年第11期的統計數據表明,1950—1965年期間,新中國向蘇東地區共派遣公費本科生、研究生、進修生、實習生、語言生等10698人﹔加之1958年前后因與蘇聯援建的工業項目相關聯而派出的約8000名技術實習生,以及先后派往蘇聯各軍事院校的約800名軍事留學生或進修生合並計算,中國在此期間大量派出各類留學人員1.8萬多人。另外還於l957—1963年期間,先后向意大利、比利時、瑞士、瑞典、挪威、丹麥等資本主義國家共派出200余名留學生或進修生,大部分為外語類留學人員,其中學習自然科學的21人﹔於1964—1965年先后派出兩批共計1000余名留學生或進修生,分布在36個國家和地區,學習34種外國語言,其中僅有少量科技類留學人員。1972—1978年的7年間,中國共派出1977名國家公費留學人員,主要以語言類進修生為主,科技類進修生佔少數。
相關數據顯示,1978年之前留學蘇聯和東歐等國家的各類人員中先后有200多人成為科學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或知名藝術家﹔還產生了一批相繼擔任中國國家領導人和省部級負責人的領導群體﹔另有眾多該時期的留學回國人員相繼走上各級各類科學研究或行政管理的中高層工作崗位。
改革開放,出國留學實現跨躍式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