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国他乡孩子如何度过童年？看中国家长的教育

　　除了中国式焦虑的家长之外

　　其他地方的孩子到底如何度过童年

　　《他乡的童年》

　　一位中国家长的教育环游记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远航

　　发于2019.9.23总第917期《中国新闻周刊》

　　对于芬兰人来说，究竟哪一所学校才是整个国家最好的学校？当地企业家彼得·韦斯特巴卡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周轶君想了一下，但没有想出来。彼得直接说出了答案，离家最近的那一个。

　　彼得此前在游戏开发公司Rovio工作，最著名的身份是“愤怒的小鸟之父”，这款游戏曾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包括中国。周轶君则是一名媒体人，《锵锵三人行》和《圆桌派》的常驻嘉宾，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2018年9月，周轶君开始筹备拍摄一部教育题材的纪录片。她前往五个国家进行探察，芬兰是第一站。

　　在位于首都赫尔辛基的一所小学里，男孩们操着流利的英语，有的想做程序员，有的想踢足球，不行就当警察。周轶君问他们对成功的理解。她得到的回答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好，有个正经的工作，再有些余钱，就算成功。老师和家长们有着同样的理念。周轶君觉得心情复杂，她在上海出生，在北京读书，如今又在香港生活，从小就熟悉竞争法则。大家都在上培训班，住学区房，不拼怎么行。

　　实际上，芬兰学生的说法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并不陌生。一个《新华字典》的经典例句经常被人提起，“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对于身处社会发展快车道上的新一代中国家长来说，这几乎已经是过去时代的旧梦了。

　　许多人不太理解的是，芬兰这种不讲求竞争的基础教育，却造就了极为优秀的学生。“我们对于成功的理解主要来自于超过别人。如果不竞争，那么成功是什么，这是我想去了解的。”周轶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希望从一个国家的社会状况去倒推那里的教育，它们与中国当下的教育有着或多或少的呼应。

　　在推崇完美的日本，周轶君看到了幼儿园的孩子们对于细节和他人的关注，还有集体意识和个体权益的界限。在贫富差距同样在加剧的印度，她注意到的是当地的民众为了弥合裂痕而做的努力。在英国，周轶君感受到公立和私立教育之间的落差，以及中国中产家庭对于所谓贵族教育的误读。她借用了一句经典的句式，当我们谈论英国教育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系列纪录片的名字叫《他乡的童年》。8月28日，这部作品开始在优酷播出，每周一集，取得了极高的口碑，豆瓣评分达9.2分。天性该如何在教育中保存，自我又如何在公共意识中塑造，这是周轶君想要求解的问题。借助这些镜头，年轻的中国家长们则窥见到了教育的另一种可能性。

　　没有关紧的门

　　联系到周轶君的时候，她正在去邮局的路上，只能一边走一边聊起这部自己拍摄的纪录片。香港的生活节奏很快，同时做几件事已经成为她的常态。在邮局，周轶君跟工作人员说粤语，跟自己的家人讲英语和普通话。

　　这是一个文化混杂的多元社会，同样混杂的是周轶君的身份。她是阿拉伯语专业出身，毕业之后进了新华社。2002年，她主动申请，常驻加沙地区，见识了炮火纷飞的日常生活。驻外的中途，周轶君回北京休假，在西单商场碰见促销活动，台上的男女主持人声嘶力竭，音乐喧闹，完全是两个世界。

　　2006年开始，周轶君到香港凤凰卫视工作，每年都回上海老家一趟，后来加入现代传播集团，更是频繁穿梭于沪港两地。上海交通硬件先进，斑马线模仿东京繁华的涩谷区，都市男女来往其中，光鲜如弄潮儿。这时一辆公交车驶过，售票员还是用老方法，从车窗里探身，拿脏兮兮的小红旗敲打铁皮车厢，提醒路人慢行。

　　变幻的现代生活与传统的残迹，战乱与经济的喧嚣，这是周轶君眼中充满差异的世界，她也将这种对照的视角投向了教育。后来，她成为了一位母亲，两个孩子，女儿六岁，刚上小学，儿子三岁，还在上幼儿园。她有时也陷入焦虑。更关键的是，她发现自己还是无法逃脱上一辈的教育惯性。

　　很多家长经常跟孩子说的词汇是“听话”“都是为了你好”。周轶君要出差，儿子趴在拉杆箱上，不舍她离开，来替班的外婆跟外孙说，妈妈工作你们才有钱买玩具。周轶君觉得这样的语言很贫乏，但她也没有更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