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4日的清晨，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中央广播电台宣布南京解放。南京的各界人士，无论自身处于什么立场，都已经做好了解放军接管南京的准备。

就在这时，华德电料公司附近的居民发现，自家附近开来了两辆军用吉普车。

随着吉普车到来，他们将一位身着旗袍、气质优雅的女士接走。她的邻居们常见这位女士出入，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一位出身良好的富家太太，常与邻里相亲搓麻将，为人还颇为和蔼。

直到吉普车开走，他们才意识到，这位女士只怕还有其他的身份。

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吉普车一开，就开到了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军部。军部军委向主持解放南京的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介绍了这位女士的身份。

听完后，陈司令当即握住了这位女士的手，感慨万千的说道：“真没想到，帮助我大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原来是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小女子呀！”

这位女子究竟是谁？她又为渡江战役做了什么呢？

加入组织

陈修良，出生在1907年，她的老家在浙江宁波，家庭十分富有，是一个旧式的商业家族。

在陈修良刚满一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就离开了人世。但父亲的离世并没有导致家族衰落，因为她的母亲陈馥操持起了家中的生计。

陈修良的母亲虽然是旧社会的女子，但她有很强的反封建意识。或许正是受到母亲的影响，陈修良的一生都在为妇女解放运动而奋斗。

1922年，15岁的陈修良进入了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在那里，她接触了许多新的思想，开始为救国图存而努力奋斗。受到当时思想导师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影响，她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逸仙。

在学校学习的时候，陈修良就表现出了过人的组织能力。她曾担任学校自治学生会主席和学联代表，期间多次投身学生运动，还曾发表《救世刍议》。

也正是这篇文章的发表，给陈修良自身引来了祸端。由于文章倾向共产主义，陈修良被学校视作“赤化分子”惨遭开除。

后来她又辗转考入上海国民大学，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共青团。

加入共青团后，陈修良还曾为向警予担任秘书。后来通过中央的考验转变为共产党，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相关知识。

陈修良的学习生涯，为她后来参与革命工作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正是因为她扎实的革命理论基础，才能让她在日后一次又一次的组织起地下革命工作。

也是在苏联游学的日子里，她认识了一同学习的沙文汉，两人于苏联结缘，后来回国后结为了夫妻。

那是1932年7月的时候，那时陈修良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已经与党组织失联许久。在转转迁移的过程中，她又一次遇见了当时的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沙文汉。

这时的沙文汉也失去了组织的联系，两人同病相怜，就此结为了夫妻。为了能够联系上党组织，两人长期流亡，最终抵达日本，通过在日本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终于再次取得了党中央的联系。

好景不长，1935年的时候，远东国际情报组织受到重创，两人又一次失联。这次从日本回国，两人就开始进行文字工作。通过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激励更多群众投身到抗日救国中去。

尽管已经长期与党组织失联，但是夫妻两人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党员身份，一直在坚持投身救亡运动。

1937年，苦尽甘来.中央派驻上海恢复组织的刘晓联系到了陈修良，两人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

此后陈修良的工作多有辗转变化，但夫妻两人一直为革命呕心沥血。终于时间来到了1946年，陈修良接到了一份特别的任命。

临危受命

1946年3月，江苏淮安新四军根据地，陈修良受到了党中央的任命，任命她前往南京组织地下工作。

要知道那可是1946年的南京，是当时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在那里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和把脑袋悬在腰带上没有任何区别。

事实上，从1922年中共在南京建立党组织开始，我党在南京的地下组织，就已经被敌人破坏了整整8次。

这一次又一次的地下党组织破遭到破坏的消息，就是一个又一个革命同志的牺牲，尤其是地下组织的领导人，每一次都有去无回。

在抗战中，随着南京的沦陷，日本侵略者对南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屠杀持续了数月之久，我党在南京的地下组织早已烟消云散。

而伴随着抗战的结束，国民党对南京的统治只会更加严密，更加恐怖。在南京活动的军统和中统特务，还要包括国防部的专职特工，仅在编在职的就有上万人。

这些人将南京经营成了真正的龙潭虎穴，在其中从事地下工作，稍有疏忽就可能万劫不复。

党组织之所以将陈修良派往南京，也是考虑到她从入党以来，长期在白区活动，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对于如何伪造自己的身份，如何保证自身安全，有着非常扎实的经验和基础。

陈修良自然也知道这份工作并不容易，但对于她而言，为国家，为理想，奉献自我，义不容辞。

在受命赴任之前，她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出发前她抱着自己的女儿沉默了许久，郑重的将女儿交到了丈夫手上。丈夫沙文汉则为她赋诗一首：“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欲得虎子须入走，如今虎穴是南京！”

伴随着“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慷慨陈词，沙文汉走上了前往南京的道路。

由于党组织给出的地下党工作方针是“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因此沙文汉并没有急着在南京大动干戈，而是首先恢复了市委、学委、工委、文委、公务员工作委员会等组织。

对于城市地下党的工作，陈修良与沙文汉夫妻两人也有十分深刻的心得体会。他们曾提出，“地下党要像酵母菌在面粉里一样，只看见面团发起来，而看不见酵母菌的存在”

秉持着这样的方针，陈修良在南京的工作缓慢展开。不久后，由党中央派来沙文汉的弟弟沙文威，陈修良任命他负责组织策反工作，而情报系统则由卢伯明负责。

在潜伏许久以后，陈修良组织的第1场大型运动，就是1947年的“五二〇”运动，这场运动沉重的打击了国民政府对于内战的军心，将国民党内部反战的声音推向高潮。

屡立奇功

在南京组织地下工作，窃取情报必不可少。南京毕竟是国民党政府的中心，陈修良埋伏在敌人心脏内部为，我军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

刚刚抵达南京的陈修良，居住在我党地下党员柏焱和柯秀珍夫妻两人的家中，对外宣称是这对小夫妻的姑妈，为了躲避战乱来投奔侄子。

在当时的邻居看来，这位刚刚搬进来的张太太为人和气，体贴大方，没事喜欢和邻居们一起打打麻将，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富家太太，谁也不会想到，她在私底下从事着那样危险的工作。

有一天，陈修良到我在南京市委委员方休的家中做客，与他商讨最近得到的情报和组织的工作。

方修是陈修良发展的一位得力骨干，一直与陈修良单线联系。在这次交谈中，方休向陈修良汇报，他的妻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之前一直在重庆工作，这次回到南京，暂住在方休家中。

方休之所以汇报这件事，是想要与陈修良商量搬出家中居住。因为他很担心小舅子发现自己的身份，也害怕他在家中住着，自己难以开展工作。

在那样紧张高压的环境中，担心害怕是人之常情。但陈修良却十分胆大心细，她第一时间在这其中发现了可乘之机。

陈修良立即安抚了方休，向他陈述厉害，告知他，搬出去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反而还会引来对方的注意，不如先留在家中观察几天。

就这样，陈修良多次造访方休，终于有一次，方修对陈修良说，他的小舅子出门去的时候，把手提包落在家里了，手提包里翻出一个军事密码本。

陈修良看过立马本，马上意识到这是党中央极其需要的国民党军事密码，立即告知方休，自己想要把这密码本抄录一份。

方休立即同意了，但要求陈修良下午就要把密码本还回来。因为他的小舅子下午就要回来，一旦发现密码本失窃，后果不堪设想。

陈修良郑重的答应了他的要求，随后找来了卢伯明与卢伯明的妻子，三人共同抄录，耗时足足三个小时，马不停蹄的抄完后就将密码本还给了方修。

这份密码本的获取，对我军掌握国军军队调动情况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党中央的表扬。

不仅如此，陈修良对于情报工作的敏锐度也十分过人。

某天，陈修良从中共的旧名册上，无意中看到了组织部长汪维恒的名字。

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她的心中不由一动，暗暗念了几遍，只觉得十分耳熟。警报工作人员的敏锐神经在这一刻动了起来，在仔细思考之后，她认为，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最近调任技术委员会副署长的汪维恒。

为了避免是不是同名同姓，她要求沙文威核实两人身份。

很快沙文威就给出了核实结果，这位新到任的国民党官员果然就是文件中提到的我党人员。

沙文威还为陈修良带回了一个新的消息：原来，汪维恒在1929年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后来他混进了国民党军队，连续升迁，最近到南京任副署长。

陈修良判断，汪维恒应该还是保持住了我党的信仰，因此让与汪维恒有一面之缘的沙文威与他见面。希望能够通过见面与谈话唤起他回家的决心。

在一家餐厅僻静的角落里，沙文威与王维恒相见了。这次相见其实是南京地下组织精心策划的结果。他们调查发现，汪维恒多次到这家餐厅就餐，才安排沙文威与他偶遇。

见面后两人经过互相试探，认清了彼此的身份，汪维恒果然还保持着信仰，将存放在他那里的国民党军绝密情报全部提供给了我军。

这一系列情报对于我军战斗至关重要，后来国民党联席会议上，顾祝同还同陈诚抱怨：怎么搞的，延安掌握我军的番号人数，比我们还要详实。

虎口拔牙

在解放战争正式打响以后，陈修良就一直在南京进行策反工作。

在这期间，她先策反了一支国民党空军小队，在她的联系和动员之下，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的俞渤，同意进行起义，并且经陈修良联系加入了我党。

1948年12月16日晚，起义小队共5人，驾驶b24重型轰炸机，到总统府上空，投下三颗巨型炸弹。投弹结束后，5人驾驶飞机直奔石家庄在我军机场降落。

虽然这次投弹没有炸中总统府，但蒋介石、何应钦等人被吓了个半死。听闻自己引以为傲的空军部队竟然发生了起义，蒋介石气的吐了血。

在这次策反成功后，陈修良又将目光盯在了海军上，不久策反了重庆号巡洋舰上的士兵，1949年2月25日“士兵解放委员会”拘禁了巡洋舰上的所有军官，早就对国民党不满的邓兆祥很快就参加了起义。

后来，就连蒋介石身边的警卫师师长王宴清，都在陈修良的努力下决心离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带领起义小队，冒着国民党军的追击，过江投奔我党部队。

随着南京地区地下工作者的努力，精准的情报源源不断地被送往我军，敌军的人员也不停的被我军策反。在这期间，陈修良不断策划起义，顺利接应了我军的过江部队，为淮海战役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