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和萧克都因“教条主义”落难

1958年反“教条主义”，刘伯承元帅和萧克上将不幸落难。

但是，细心的人们或许会发现一个现象：虽然都被批“教条主义”，但刘帅第二年被任命为军委战略小组组长，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还以“编外参谋”的身份进行全程指导。

而萧克上将就没有这种待遇：不仅受到长达4个月的猛烈批判，还在会后被撤销职务，几乎是一撸到底。尽管在第二年再次复出，但是新的职务已经和军队不沾边，是农垦部的副部长。

同样被批“教条主义”，刘帅和萧上将的际遇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

刘伯承元帅在军事学院

反“教条主义”中受到冲击的部门，主要是军事学院和训总。

军事学院，即1951年1月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首任院长兼政委是“军神”刘帅。训总，全称是成立于1955年4月的训练总监部，在八总部序列中仅次于总参，高于其他6个部门。

从人员配置上看，训总的部长刘帅，由于在军事学院工作，实际上没有到职。后来由叶剑英元帅代理部长。而训总6位副部长，是清一色的开国上将，即张宗逊、萧克、李达、彭绍辉、周士第和郭天民。

对比一下七大部，总参是粟裕大将带3员大将黄克诚、张宗逊、陈赓，以及8员上将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但是除了陈赓、李克农、张宗逊、张爱萍以外，其余7位实际上是挂名。从这层意义上来看，训总人员的配备并不亚于总参。

总政，罗帅带1员大将谭政，3员上将傅钟、萧华、甘泗淇。

总干部部，罗帅带2员上将宋任穷、赖传珠，以及徐立清中将。

总后，黄克诚大将带1员上将洪学智，2位中将张令彬、邱会作。

武装力量监察部，叶帅带3员上将周纯全、杨志成、陈再道，以及阎揆要中将。

总军械部，王树声大将带3位少将封永顺、涂锡道、陈文彪。

总财务部，余秋里中将带2位中将唐天际、汤平，以及何维忠少将，

粟裕大将

从八大部的人员配置来看，训练总监部还是很强的。

训练总监部首任部长是刘帅，由于在南京军事学院一直没到职。

1955年4月，叶剑英元帅代任部长。进入1957年，年迈体衰、常年伤病的刘伯承元帅一直在上海养病，1957年9月27日，刘帅改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但并未到职。

军事学院由开国中将廖汉生接任院长，钟期光任政委，张震任副院长。

我军最高学府的院长，从开国元帅一下降到开国中将，这背后到底有何隐情呢？

背后的“隐情”其实并不复杂，那就是从蜜月期一下子转冷的中苏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实施“一边倒”，完全倒向“老大哥”。而“老大哥”也不含糊，抗美援朝支援了很多武器装备和空军飞行员，“一五”期间援建了156个大型项目。

1956年以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中苏关系急转直下。主席在《论十大关系》提出，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不能盲目照抄、机械搬运，更要反对机械的教条主义。

随后，高层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开国中将廖汉生

1958年4月，苏海军上将普拉顿诺夫向我军提出：

在海参崴、青岛、宁波等地设立超长波电台，两军共同使用。另外，苏军提出组建“共同舰队”即联合舰队，意图插手我军指挥权。这对刚刚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新中国来说，是绝不能接受的。

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国内的训练和教育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在训总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期间，在反右倾保守和反教条主义问题上出现争论，军内也出现了一些传言，如“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等。

此时，刘帅已改任北京的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但一直在上海等地养病。1957年底，叶帅改任军科院院长兼政委后，训总部长也由副部长萧克接任，跟随刘帅13年的李达任第一副部长。

针对出现的争论，萧克、李达等认为这些说法并不符合实际，军事学院和训总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和平时期，作用都不容抹杀。会议还对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长张宗逊提了一些意见。

但是，总政工作组调查后宣布：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对主席。

随后，抛头露面的林总根据下面提供的材料认定萧克、李达等人就是反对反教条主义的。与此同时，彭总根据军事学院调查组的材料得出结论：南京军事学院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教条主义。

晚年萧克

反“教条主义”不是针对个人的，而是一种“隔山打牛”。

从1956年就逐渐趋冷的中苏关系，1958年降到冰点，中苏最终翻脸。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一切学习苏军。无论是刘伯承的军事学院，彭德怀的国防部，还是粟裕的总参，叶剑英的训总，以及各大军事院校和陆、海、空各兵种，几乎完全照搬苏军的模式。

1953年1月，主席还指示“一边倒”，“以俄为师”，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但是，1956年以后中苏关系迅速恶化。

面对突如其来的反“教条主义”，刘帅和萧克际遇大不相同，原因很多。

第一点，就是对形势的把握不一样。早在1955年7月，刘帅给彭总呈主席的报告中，就提出了辩证地学习苏军，普遍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对苏的军野战条令批判地使用，编写我军自己的条令。

而萧克对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的认识，准备不足。

第二点，永远不变的只有变化。刘帅的变通能力很强，建国初期“一边倒”和1956年以后反对“教条主义”并不矛盾，当出现教条主义苗头时，刘帅及时从上海写信指示军事学院落实上级精神。

萧克上将给主管上级张宗逊提意见，无异于火上浇油。

1978年，韦国清、叶帅等在广州植物园

从态度上看，刘帅的“忍辱负重”强于萧克的“自辩清白”。

在我军的历史上，有一些名将受到误解。受到委屈以后，刘帅没有分辨，而是冒着唯一左眼失明的危险，从上海赶到北京，在1400名将领面前作检讨。

刘帅为保护下属流泪违心地作了检讨以后，现场一千余名将领起立鼓掌。

相比于刘帅的“以退为进”，性格耿直的萧克上将，拒不认错，导致屡屡检讨4个多月。

叶帅、聂帅和徐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沉默掩护萧克过了关。

从资历上看，刘帅的资历、战功和威望也是高于萧克的。

在被点名批评的名将中，萧克作为训总部长首当其冲，副部长李达紧随其后，还有军事学院副院长陈伯钧、三野系统的宋时轮、“个人主义”的粟裕，以及主持训总多年的叶帅，最后是刘帅。

刘帅长期主持一个方面军、桃李满天下，这些也都是特殊的优势。

综合以上各种因素，被批以后的刘帅并没有远离我军中枢，得以在4年之后再现“军神”风采，参与指导对印反击战。而萧克上将心胸开阔，晚年奉献余热的时间更长，一直活到101岁。